【大国强链】苏庆义：中国仍掌握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性

“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中国仍掌握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苏庆义在接受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专访时表示。

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

(相关资料图)

“改革开放至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 苏庆义指出，典型特征是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其表现是加工贸易占外贸的比重很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逐步降低，从原来的“半壁江山”(1/2)到“三分天下”(1/3)再到现在的1/4，在部分产业拥有了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优势。

苏庆义说，原有各国在产业链分工的均衡被打破，美国试图通过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延缓或迟滞中国向产业链高端的攀升。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削弱，越南、印度等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在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更具优势。均衡的打破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许多中间国家在参与全球产业链时，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做出抉择的难度增加。

“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向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尽可能维护原有的产业，以此保障就业、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速，所以面临转型之困。”苏庆义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作为大国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现象，应对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仍掌握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性。

越南、印度等承接一部分“中国制造”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会加速中国产业链外迁吗？是否有必要担心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被越南、印度或其他国家替代？

苏庆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冲击，疫情本身不会加速中国产业链的外移。但是在国际上，疫情防控的区别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从而影响产业链。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制造”的世界份额会下降，这是经济规律，也是中国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然结果。但是世界对制造品的需求是比较稳定的，总是需要有国家承接中国原有的部分制造业。

苏庆义认为，从现状来看，越南、印度等国家具有较大潜力，他们会承接一部分“中国制造”，他们的承接对中国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握产业链外移的机遇，增强应对产业链重构的主动性。

通过深度参与分工，增强维护经贸关系的能力

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同时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苏庆义表示，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统筹产业链发展与安全的问题。风险和安全都源自于产业链的中断或者波动，但是二者的原因不同。产业链风险一直就有，源自非政府因素，比如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等会造成产业链的中断。而产业链安全源自政府因素。

“国家和企业可以通过多元化降低产业链风险。应对产业链安全则更加复杂，一是需要科技的自立自强，二是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权，能够使得别国不敢掐断产业链，三是尽可能经营好政治关系，以良好的政治空间换得自主创新的时间。”苏庆义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苏庆义表示，中国应通过深度参与分工，增强维护经贸关系的能力，进而塑造良好的经贸环境。

避免“萨缪尔森陷阱”，中美要在技术上差别竞争

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带来诸多产业各个层面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如何避免“萨缪尔森陷阱”？

苏庆义指出，“萨缪尔森陷阱” 源自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这篇论文其实是讲，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美国的福利要受损。这相当于动了美国的“奶酪”。因为其结果是中美经贸摩擦，可以将其视为“修昔底德陷阱”的经济学表达。

在苏庆义看来，要避免“萨缪尔森陷阱”，中美要在技术上差别竞争。全球产业链的特征是分工特别细，一国不可能在所有环节都具有优势。美国应该认识到，各有所长，各国只在特定环节具有比较和绝对优势。美国不应试图在所有环节都敌视追赶者。

他指出，中美应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达成共识。美国认为中国利用制度方面的优势来进行竞争，所以试图通过规则制定来限制中国。如果中美能够在规则制定上达成共识，在共同的规则下竞争，就可以和平相处。

“中美应意识到产业链的外部性，共同应对产业链风险。产业链具有外部性的特征，中美之间的竞争会影响到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为避免外部性风险，中美可以合作，一是中美管控供应链安全问题，二是中美合作应对产业链风险。”苏庆义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