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海的市花，众所周知是白玉兰;但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别市评选市花时，票数最高的却是棉花。确实，如果就历史渊源而言，棉花可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象征——从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700多年时间里能由滨海小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棉纺织业极可能是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产业。上海最初就是因黄道婆在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艺而逐步繁荣起来，因而明清两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黄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国内发展近现代棉纺织业最大最先进的城市。正如英国工业革命所证实的，棉纺织业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

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 视觉中国图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夸张地说，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不过，乔吉奥·列略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书写棉花的传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现代工业的发展由棉花发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棉纺织业早先的中心亚洲(尤其是印度)，而这些亚洲技术、知识和原料进入欧洲后，却催生了工业革命?换言之，是棉花改变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棉花?

显然，这些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棉花本身，而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起源。多少年来，无数学者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特殊因素，让工业革命诞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说是英国)?美国加州学派历史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直至1750年左右，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出现“大分流”，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实际上，此后两三百年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技术、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鸿沟，也都是那时候奠定的。列略也注意到，一切的变化正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的：1750年后，纺纱机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使18世纪末一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达到一名印度妇女的300倍。古老的亚洲社会自此逐渐从全球的生产国沦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对象，在长达200年时间里，都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为何双方命运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何是西方推动了全球化并取得支配地位?这样巨大的话题极难回答，但通过棉纺织业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出全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回到“西方到来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一变革中，“英国是终点”，而“印度是起点”。棉纺织虽在长达1000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但在17世纪之前，它所缔造的世界却迥然不同：那时棉纺织业中心是印度，生产种类繁多的棉布，并行销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这是一个通过“中间者的网络”进行贸易的体系，印度虽是生产中心，却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列略着重指出：这是一个“离心体系”，以资源、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利润分享为基础;而此后欧洲创设的却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新的体系是竞争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更重要的是：轧棉、纺纱、织布这些生产流程一向都相对简单，因而在亚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家庭生产中。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产活动，千百年来既没有催生大机器生产，也极少人去着手改进技术，因为从事棉纺织生产只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并不像西欧资本家那样强烈追求利润。与众不同的是：欧洲商人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而是出资推动集中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通过官僚性的管理，谋求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体系，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但这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事实上，欧洲的这一体系特征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如此，应用于从糖到棉纺织的各种不同生产体系，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原材料和技术本身，而是其组织管理原则。

不可否认，在欧洲逐渐支配棉纺织业生产的过程中，来自亚洲的原材料、技术和知识都曾起到推动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却是资本主义对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的重组。固然，本书强调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具有极高供应弹性的原材料，那么在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将会剧增，甚至导向生态崩溃而无法持续;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单位利润高、贸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贸易潜力。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产体系，但如果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纺织业上挪开，就会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一种采用种植园、奴隶劳工和机器生产的产业是制糖业，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产业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资本来自欧洲、劳动力来自非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追求利润。这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生产“选择”了棉花，发现棉花刚好是最能适应生产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如果没有棉花，那它极有可能也会找到另一个产业进行投资。

那么，为什么是西欧?原因或许正在于经济史家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指出的，即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以“倒序”发生的：它始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相当繁荣的远途贸易，国内贸易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手握资本的城邦居民，很自然地就卷入异地的贸易交换，进而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替代生产的方式获取利润。没有这种对国际市场的掌控，没有贸易、分配、金融和保险的复杂组织，一种商品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结构来。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一个现代的“出口导向性经济体”英国，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英国这样从世界各地充分获取原料和劳动力，并有效控制市场的国家，才能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足的驱动力，否则其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至于这一产业与农耕活动、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完全脱离，以及技术创新本身，都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显然，这样一种体系天生就具有开放、扩张的特性，并要求越来越严谨的数目字管理，必须不断对信息、资金、品种、数字、风险进行评估，否则生产和市场轻则陷入无法承受的波动，重则完全崩溃。这与印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全然相反，在亚洲各地原有的习惯中，棉纺织生产都内嵌在家庭活动中，日复一日，以维持一种静态的日常生活。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缺乏市场扩张和商品利润内在冲动，即便赚到了钱，通常也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而是投入到不动产或社会资本上。西欧的工业革命证明，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如果不打破，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无法自行到来的。

从事棉纺织业的香港企业家杨敏德十分强调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因为其父在很早前就曾叮嘱她说：中国很多企业在规模尚小时很成功，因为我们能灵活响应市场机会，但到了企业要做大的时候，如果不是背靠特殊资源，“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就很少有能做得非常好的”。这并不是中国人缺乏所谓“企业家精神”，更不是中国缺乏原料、技术、劳动力或资本，甚至未必是因为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更深层次的因素，倒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文化在价值取向和结构上就没有这样的驱动力——简单地说，企业做大，赚更多钱，然后呢?为了什么?

实际上，远不仅仅棉纺织业如此。中国是茶的故乡，但千百年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有名的茶商，却从未像英国那样，形成著名的茶叶品牌，进而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济;相反，中国的茶多以“地方特产”的模糊面目出现，你在杭州可能会发现无数不同作坊出产、不同品质和标价的绿茶都冠以“西湖龙井”的名目，它们背后并没有一个支配性的集中管理者。尽管标准化大生产造成了单一化的“品位趋同”问题，但在机械化大生产初期，它的确威力无穷，不仅可以批量化大规模生产、易于评估并优化，更重要的是凭借规模优势，哪怕利润率不高，也能带来很可观的收益。就此而言，西方的工业时代并不是为了“强制实施生产和消费的标准”，那不如说只是手段;这么做，最终只不过是顺应了资本增值的自然逻辑。

对于“为何首先是英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答复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特点中，英国并不是‘例外的’，而是‘极端的’”，这意味着，作者倾向于否定英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的特殊性，甚至不认为它是质变，仅仅强调它在程度上处于极点，因而一再强调西方崛起所赖以成立的一系列技术条件，都是西方(the West)从非西方国家(the Rest)那儿“学来的”。这似乎暗示着中国、印度也有同样的潜力，如果不被西方入侵打断，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但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可能性——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以至于即便有某种可能，恐怕也要花费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突破这一结构的束缚，而这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只能依靠我们猜想了。